唐代的科举制度与中国诗礼传家民风的形成

shengminwujiang 十念生 2019-04-14

提要：中国自西周以来，便形成了义务教育与读书改变命运的传统。到了唐代，随着科举制的定型，形成了遍及城乡的以诗礼传家为内核的宗族文化。

一、始于西周的义务教育与读书改变命运

您阅读任何一部“教育史”，只要谈到“义务教育”，作者一定会告诉您：义务教育源于德国，什么魏玛，还有什么普鲁士的，时间是十七、十八世纪。同时，作者还会根据欧洲的做法，圈定出几个“义务教育”的“特点”，据此，再对义务教育进行“定义”。除此之外的一切，都不是“义务教育”。也就是说，只有欧洲人，才能搞出高贵的“义务教育”来。

古代中国教育的普及和繁荣程度，是世界各国所无法比拟的。

毫不夸张地说，19世纪初的欧洲的教育普及程度，还不如2000年前的中国汉朝。当然，当今中国的某些人是不愿听到这话，并且打死也不会相信，宁可上吊也不会承认的。因为他们坚信：当今中国之所以落后，不是自己不行，而是自己的祖宗不行；所以他们又坚信：改变中国现状，不需自己努力，只要大骂祖宗就行了，骂声越高中国发展的就越快。

事实上，当欧洲大地还是地道的原始森林的时候，最晚，早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前11世纪至前771年），中国大地便全面实施了政府主导的全国性的、完善的义务教育。《礼记·学记》：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

正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读书，难以成长为谦谦君子的。因此，自古以来，治理国家，首重教育。国家在每闾（25户）设立一所启蒙学校（塾），每党（500户）设立初等学校（庠），每州（12500户）设立中等学校（序），诸侯和都城设立高等学校（国学）。

入学年龄也很明确，“十有三年始入小学”，即十三岁进入庠序读书，“年二十入大学”，即进入国学接受高等教育。到了大学，“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那就要学有所长、学用结合了。

学制和课程也十分明确，《周礼·地官司徒》说：

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教、友、睦、姻、任、恤；三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养国子之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使其属守王闱。

结合二者，不难看出春秋战国以前的学校教育模式：

1、教学内容全面。

教学内容十分广博，包括德（道德品行）、行（行为方式）、艺（业务能力）三大方面。其中，“五礼”，其内涵为典章制度；“六乐”指音乐舞蹈和诗歌；“五射”、“五驭”则是军事内容；“六书”大致相当于语文；根据郑玄注，用今天的话来说，“九数”则包含经济学、数学、天文历法三者了。

2、学校教育，首重教学生做人。

“六德”、“ 六行” 教育，绝非空洞的说教。凡是要求学生们做的，政府先做到。比如尊老、孝顺，是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周朝规定，凡是达到一定年龄的老人，国家就通过减免其家庭赋税等手段，承担相应的养老义务。《礼记·内则》：

凡三王养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瞽亦如之。

家有八十岁老人，政府将免除他的一个儿子的“从征”力役；一旦到了九十岁，政府将免除他全家的力役。在周朝，免除力役，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衡量，几乎等同于免除了全部税负。

尊老教育，从娃娃抓起。在不断对孩子们进行尊老教育的同时，周朝还要求各级政府，定期在各级学校举办 “养老”仪式。《礼记·内则》：

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凡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

天子还要发挥表率作用，亲自行养老礼，《礼记·乐记》：“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从夏朝到周朝，在学校内，定期将国内德高望重的老人请到学校，由天子亲自主持，举办尊老仪式，以培养青少年尊老精神。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孩子们必然养成尊老爱幼的道德修养，全社会必然形成尊老爱幼的良好风尚，绝不可能出现严重的遗弃老人、老无所养现象。事实上，自古以来，中国历朝历代，当政者都把高寿老人多作为大吉大利的喜事，而将弃养双亲行为列入十恶不赦的罪行。

有良好的道德，只能做一个好人；当一个好人拥有了必要的学识和能力，才能成为社会的栋梁----士。

3、周朝的教育，就是围绕培育“士”而展开的。

做一名“士”，除了良好的道德，还必须具有精通“六艺” 的学识、能力。少年们身兼二职，既是学生，也是武士；既学文又习武。这，就是春秋战国以来，文人们人人腰间别一柄长剑的来历。

“六艺”教学工作早已进入规范化轨道，《礼记·内则》：

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

学校学习到一定程度后，还必须“出就外傅”，走上社会游学，拜师学艺，以增长实际知识，开阔眼界，然后再回到学校。读书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因此，游学，成为中华教育的传统科目。

事实上，周朝的学校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这里既是一个学术讨论的场所，也是开展社会重大活动的地方。据《左传》：“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郑国百姓闲暇聚会乡校，讨论当政者的政策得失问题。每年春秋两季，地方官员还要组织人们在学校里进行射箭比赛。《礼记》记录道：“孔子观于乡射”，孔子参观乡射回家后，兴犹未尽，召集学生们比起射箭来。

学习与考试相伴，不及格是不行的。《礼记·学记》：

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这就是说，教学效果，主要考核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的实际表现。学成者，分为小成、大成两个等级。能够好学上进、见贤思齐者，谓之小成；善于活学活用、触类旁通、遇事清醒，才算大成。

4、教学与人才选拔相结合。

《礼记·内则》说：

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各乡选拔优秀人才，送到司徒那里；司徒对他们考核后，挑选出优秀的送到“太学”深造。周天子的儿子们、其他高级官员的嫡子，都要到“太学”与这些“俊士”们一起读书。所有学生一律平等，按年龄大小以兄弟相称。乐正（类似于后来的太学博士）按教学计划教他们读书。届时考试，大乐正（太学校长）选拔优秀人才，送给大司马；大司马考核之后，上报给天子；天子研究后，给安排工作岗位，确定薪水。

层层选拔推荐优秀学生；学成者，经过考核选拔，推荐给天子；经过确认后，便授予官职，享受俸禄。这，就是汉朝“举孝廉”等制度的由来。

政府的政策、官员的垂范、社会的活动、学校的教育，如此等等融于一体的效果，就是：润物细无声的教化。

也许，你曾感叹春秋战国人才辈出，更是羡慕商鞅、苏秦、张仪等人，羡慕这个朝为布衣暮登卿相的人才天堂。其实，尊重知识，任人唯贤，是周朝留下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见，读书改变命运，并非始于隋唐科举制，而是中华几千年的传统。姑且不说商朝的傅说，周初的姜太公，单说人所共知的苏秦。《史记·苏秦列传》：

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苏秦闻之而惭，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去游燕，岁馀而後得见。……于是六国从合而并力焉。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

战国时期，有一个名叫苏秦的洛阳人，就爱读书，而且沉迷于纵横术，很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他是地道的草根，可能家里经济条件还过得去。他曾多次向君主们兜售自己的主张，但屡不得志。家人皆笑话他，劝他好好务农经商，不要胡思乱想了。他不改初衷，闭门读书。终于，凭着自己的才华，首先得到燕王的赏识，接着，他身兼六国宰相，成为名闻千古“纵横家”代表人物。

一个没有一丝高贵血缘的屁民，竟然同时兼任六大强国的宰相，即便是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也是逆天的大坏事。

这样一种人才选拔即取士传统，经汉朝的察举制以来的不断发展演化，至隋唐定型为科举制。可以这么说，中国的治国理政的人才，从来是通过以才学为中心的考察制度选拔产生的。

二、科举考试

完善而规范的科举制度，草创于隋朝，成熟于唐朝。

自此，读书改变命运，成为中国历史的绝对主流。

著名的韩愈，三岁成为孤儿，靠兄嫂抚养。不久，兄长去世，韩愈及其侄子，靠嫂嫂一个人抚育成人。《新唐书·韩愈传》说：

“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擢进士第。”

王播，是进士擢第、两次出任宰相的大唐名人。他是贫穷的孤儿，少年时代，曾客居扬州一寺院里读书，靠与僧人们一起吃饭糊口。僧人们厌恶他，有一天，故意提前开饭，等王播按时赶来时，饭已吃完。二十多年后，王播衣锦还乡，旧地重游时，他发现自己当年在寺院的题诗，已被精心装饰。王播颇觉有趣，便题写两绝句于其后：

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

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

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

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在唐代，众多草根，因为进士及第，成为天下闻名的书香门第。此类例子，举不胜举。

1、地方选拔

要想搞清楚唐朝的科举制度，并不容易。因为，唐朝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一直有变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一直在进行改革、调整，但其核心内容，变化不大。

唐代宰相杜佑在《通典》卷十五说：

“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其常贡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自京师郡县皆有学焉。并具学篇。每岁仲冬，郡县馆监课试其成者，长吏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行乡饮酒礼，歌鹿鸣之诗，征耆艾、叙少长而观焉。既饯，而与计偕。其不在馆学而举者，谓之乡贡。旧令诸郡虽一、二、三人之限，而实无常数。”

大意是，唐朝的科举制度，主要沿用隋朝的做法。到京城参加考试的人员，是由各个州府选拔出来的，朝廷给了各州府指标，大州（唐代按照各州人口数量，分上中下若干等）每年推荐3人，中州2人，小州1人。如果州里考生确有才华，多推荐也是可以的。

各州推荐到朝廷参加考试的人选，也是通过考试产生的，考试科目、程序、内容与全国统考完全一致。为了确保各州考试公正，各州必须将考试题、考生的答卷，随考生一道，送到朝廷审核、备案。

人选确定之后，州里官员就要把本州德高望重的老者请来，举办一个叫做“乡饮酒礼”的庄严而隆重仪式，一是昌尊老之风，二是庆祝这些学子学成，三是给学子们饯行、打气，争取获得好成绩，为本州争光。

活动结束，考生们就随同州府派遣到朝廷汇报年度工作的官员一起，赶赴京城，一路自然是包吃包住。安史之乱后，由于州府“上计”不正常，政府便发给考生一定数量的银子，由他们自行赴京。家里条件好的甚至带着仆人出发，家里穷的可能步行赶考。没考上又不肯回家，自己坚持要留在京城学习，来年再考，那就是考生自己的事情了。

进京后，州官们首先带着考生来到户部。户部搬出户口档案，一个个核实考生的身份，谨防假冒。

到了十一月一日，州官们带着考生来到皇宫。这天，皇帝接见全国的考生。

之后，州官们把考生交给了礼部，去忙自己的事。考生们从此按照礼部的安排活动。礼部组织全体考生到国子监，拜祭至圣先师孔子。之后，考生们就留下来听学术讲座。考生们仰慕已久的大师们，一个接一个地上台进行学术演讲。此时，全体学生尽管提问，大师们现场答疑。在此期间，考生们不用为吃饭发愁，因为政府管饭。

听讲座、请教问题免费，吃饭也免费。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好多天，因为考试日期必须选一个吉祥的日子。

决战时刻到了，考生们来到戒备森严的考场。考场四周由军队守卫，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考生进入考场，要搜索衣服，以防夹带作弊。

2、一年一度的考试科目

科举考试的科目，按照最初设计，有六大类，用当今说法叫做六个专业：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

秀才科选拔标准太高、太严，据杜佑说，唐太宗时期，若地方推荐秀才考试没过关，就要治州官之罪，导致地方推荐参加考试的人越来越少。贞观以后，这个科目便取消了。

这就是说，唐朝事实上正式实施考选科目只有后五类。下面分别说说各科考试内容和方式。

（1）明经科。唐代教育和科举中，将儒、道经书分为正经和杂经，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必修课、选修课。

确定的九部正经，又根据重要性和难易程度，分为大、中、小三个等级，其中《礼记》、《左氏春秋》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春秋》、《谷梁春秋》为小经。

这些经书，是全国学生的必读书、必考课程。因此，既然是参加明经科考试，就必须多学习其他经书，比如，《孝经》、《论语》、《老子》。

明经科考试，又分为三种：通二经、通三经、通五经。唐朝取士，既欢迎“专业”人士，也鼓励广博之才。九部正经中，你学通学透其中两部，照样是人才，不过强调，两部中必须大、小经各一部；知识广博，能学通五部经书，自然也是人才。

科举考试，绝不鼓励死读书、读死书。考试程序，就是闯关，过了这道关，才有资格进入下一道关：

首先是帖经。从要求背诵的经书中，挑出一些来，进行默写、填空。这是考察学生的基本功，该记该背的东西掌握了没有。

其次是口试，即面试，目的是考察学生对经书的理解水平。用今天的话来说，经书，全是理论的东西。如何考试呢？唐朝选择了口试。考官出题，考生现场答题，可以与考官展开辩论。

第三是笔试。是考察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水平。考题是三道“时务策”，考官针对社会或者政府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出题，请考生拿出自己的解决办法。可能是一个案子如何审理，可能是一个经济难题，也可能是一个军事难题，等等。在《全唐文》中，辑录了大量这类考题，后面我们会提供几道供大家欣赏。

闯过三道关，才能被录取。

明经科每年录取在一百人左右。唐朝科举录取，并无固定数额，多视考生情况而定。

（2）进士科。进士科考试，也是三道关。

第一是帖经。默写、填空经书。

第二是作文。这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诗赋考试。据《封氏闻见记》，“旧例，试杂文者，一诗一赋”，就是说，做一篇赋、一首诗。这是考查学生们用文学手段阐述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能力。

第三是笔试。也是时务策考题，共五道，比明经科考试多两道。

明经科和进士科考试主要不同之处，在第二场，一个是考试对经义的理解水平，一个是考试用文学手段阐述经义。

（3）明法科，即法律学。

这是两道关：

第一是帖律、令。考察基本功，对要求背诵的法律条文进行默写、填空。

第二是笔试。是考察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水平。考题是十道“策试”题，一个个具体的案子，如何审理等，并写出审判书来。

（4）明书科，书学，即当今的文字学和书法。

这是两道关：

第一是考察基本功，对《说文》、《字林》两部著作进行默写、填空。

第二是口试相关内容。

（5）明算科，即数学、天文学。

这是两道关：

第一是根据十部数学书，出20道题，请考生解答。

第二是口试相关内容。

上述考试，分别由相关部门组织，阅卷之后，拟定初步录取方案。然后，将录取方案和考生试卷，一并送到宰相哪儿，经宰相们审查、商议后，确定录取名单，再张榜公布。

唐朝的考试，是十分灵活的，因为其目标明确：取才。因为是求人为本，所以，要把基本功扎实、学问深厚的人选拔出来。对于博学多才的，可以不限于这六大专业，唯才是举。

3、其它一般科目

正如杜佑所说，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等科，仅仅是“常贡之科”，即通行的一年一度的考试。

唐朝经常性的科举考试的内容，还有很多。

（1）军事科。学生来源同其他科目，由地方选拔推荐，考试由兵部主持。《唐六典·尚书兵部》：

“凡应举之人有谋略 (谓闲兵法)、才艺 (谓有勇技) 、平射 (……) 、筒射 (……)，皆待命以举，非有常也。若州府岁贡，皆孟冬随朝集使以至省，勘责文状而引试焉，亦与计科偕。有二科：一曰平射……二曰武举。”

军事人才分为四大专业：

一是智谋型（兵法）；

二是战场领兵搏杀型（勇技）；

三是近射（平射）；

四是远射（筒射）。

这四类人才，平时随着国家征召命令下达，地方及时推荐。同时，国家一年一度的军事科考试，地方则按照其他科举考试模式，选拔人才后，与汇报工作的官员们一起，到京城参加考试。军事科考试分为两大专业：平射、武举。考试内容包括战技和带兵能力，考试方式有实际考察和面试。从此大致推断，主要以选拔基层武官为目的。

大名鼎鼎的郭子仪，就是通过这类考试后，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2）明经科的扩展延伸，又有了三传科、三史科、三礼科、崇玄科等，是专业越分越细的表现。考试过关，身份等同于明经科。

崇玄科是针对道家经典的考试科目。

三礼（即《礼记》、《周礼》、《仪礼》，另有大唐《开元礼》）科，则是选拔礼仪制度人才的科目。

三传科，是将《春秋三传》列为一个专业，来实施考试。

三史科之所谓“三史”，就是《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三国志》。

（3）童子科，即专门针对神童开设的考试。十岁以下的小孩，精通一部经书和《孝经》、《论语》，且通过其他相关考试，就给予做官资格。这主要是为了发现人才、储备人才。

孩子们通过考试后，会让他们继续接受教育，等到长大成人，才正式起用他们。这种做法效果还真不错，两个著名的宰相级人物，如刘晏、李泌，就是典型代表。

（4）弘文馆、崇文馆考试。弘文馆，是门下省直属的学校；崇文馆，是太子府所办的学校。这两所学校的学生数量极少，各二三十人，均为皇室近亲子弟、朝廷重臣子弟、功勋卓著的烈士遗孤。其师资力量自不必说。朝廷给予这两所学校单独举办科举考试的特权，通过者即授予进士及第、明经及第的资格。

但是，勋贵子孙们往往耻于参加这类考试，为了一辈子抬头挺胸做人，纷纷跑去参加全国统考。比如，杨国忠做宰相时，他的儿子不敢碰进士科，便去应明经科考试，考完后知道没戏，便让杨国忠去走后门。

（5）斋郎考试。古代社会高度重视各种祭祀活动，太常寺设有专职祭祀队伍。其中相当一部分便是少年男子，他们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官员子弟。政府为他们专门办有学校，一边读书，一边参加周期性的祭祀活动。到一定年龄后，参加政府举办的专门考试，“试两经，文义粗通，然后补授”，通过后，即授予官职。当然，大多是低级职务。

（6）医药科。这是医药机构独立举办的考试。

（7）天文科。这是天文机构独立举办的考试。

（8）职业技术考试。这是工程技术机构独立举办的考试。

（9）音乐舞蹈科考试。这是艺术机构独立举办的考试。

是否还有其他科目的考试，不得而知。

唐朝科举取士的范围广吧！用今天人们挂在嘴边的词儿来说，够科学的吧！

提醒一下：此时，欧洲的国王们，个个是文盲。

4、天子门生科目

在唐朝，规格最高的考试是制科。

制科，是国家根据当前工作重点难点，由朝廷下“制”书，有针对性选拔人才的一种考试科目。制科考什么，什么时候考，并不固定，随机性很强。比如，当前打仗急需优秀人才，朝廷就设置“武足安边科”；感到需要发掘治国良才，就设置“文以经国科”。在史籍中，可发现其名目极多，诸如直言极谏科、文辞雅丽科、才膺管乐科、博学宏词科，等等。

因其是着眼于实际需要的人才选拔，所以，制科的考试内容，主要是“时务策”，即针对具体的问题，给出自己的看法和解决方案。

参加制科考试的考生，也是由全国各地推选出来的。

这科考生的成分，十分复杂。他们可能是普通百姓，可能是已获得进士、明经及第，但尚未授予官职的人员，可能是在职官员。

制科录取的人员极少，多不过十来人，少至一两人。因此，竞争同样十分激烈。

唐朝所有考试中，唯有制科，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也唯有制科考试过关者，可以立即获得相应官职。

其它考试，均由中央相关部委组织，而且考试及第者，还必须接受吏部考选后，才能获得官职，等个年把正常不过。

因此，按照中国传统，唐朝的科举中，唯有制科及第者，才算是天子门生。

关于制科考试，有两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第一，活跃在制科考场的，大多是已有功名（如已经进士及第、明经及第）、已有官位的才子们。史籍中某人明经、进士及第后，又有这个那个功名，多是指参加制科考试的成绩。可以说，唐代的著名人物，大多有如此辉煌的经历。比如张九龄，比如裴度，比如白居易。这些才子们参加到制科考试中来，其他人来应试，唯有当分母的份。

第二，尽管制科及第很牛，可是，唐朝人认为进士科才是最牛的。因此，唐代的才子们，在没有考中进士之前，拒绝参加制科考试。因为他们认为，直接通过制科进入仕途，是十分没有面子的。

从实际效果来看，制科，等于是为进士、明经及第者们搭建了一个第二轮赛场。

因此，严格说，制科不属于科举范畴，而是和吏部铨选干部一样，属于对在职干部进行考察、提拔、任用的手段之一。

三、科举试题

大唐是诗的时代，诗歌标志着大唐社会的高雅不俗和恢弘气度。但是，写诗仅是大唐官员们修身养性的主要方式，而非科举的核心内容。

今天的很多“专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知，一直在传播“唐代以诗赋取士”的谬论，误导大众，以至于今人以为，只要会写诗作文，便可金榜题名，在唐朝做官。

唐代的科举，无论哪一科，都是在考试该记该背的基本功，获得通过后，再考察考生们的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明经、进士之类，实际能力的考察，就是考“时务策”了。

其实，明清的进士考试，也是如此。所谓明清“以八股文取士”，纯属恶意毁谤中国科举，以讹传讹。

所谓“八股文”，就是在回答实务策时，必须采用的固定文体。按照当今的说法，所谓“八股文”，就是要求考生根据考题，按照规定的起承转合的逻辑落线，完成一篇论证严密、逻辑性强的论文。死读书、逻辑思维能力差的人，绝对写不好八股文；反之亦然。当今的大学生，如果好好学习、体会一下八股文，论文写作水平一定会快速提高。

在古代科举考试中，答“时务策”，才是最关键、难度最大的考试内容。唐代，便是如此。

在《全唐文》卷二二二中，收录了唐玄宗宰相张说出的几道策论题。《试洛州进士策问四道》，是洛州选拔参加全国进士科统考考生时，张说所出的四道“时务策”考题。这是第一道题：

问：有征无战，道存制御之机；恶杀好生，化含亭育之理。顷塞垣夕版，战士晨炊，犹复城邑河源，北门未启；樵苏海畔，东郊不开。方议驱长毂而登陇，建高旗而指塞，天声一振，相吊俱焚。夫春雪偎阳，寒蓬易卷，今欲先驱诱谕，暂顿兵刑，书箭而下蕃臣，吹笳而还虏骑。眷言筹画，兹理何从？

大意是：打仗必然会死人，杀人绝不是好事情。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最近边境多事，朝廷正在讨论征伐之事。如果能通过外交努力，实现罢战息兵，那是最好的。对此，你有什么好建议？

这道题，考的是军事加外交的问题，而且是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翻一翻《全唐文》就能发现，策论考题内容，涉及具体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社会、教育等方方面面，都是十分具体而现实的问题，要考生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

仅能背诵儒家经典、只会写诗作赋的人，想进士及第？门都没有。

我们再看军事科的考题。

《兵部试将门子弟策问三道》，是兵部招考部队武官的三道“时务策”考题，考生均为将门子弟。第一道题是这样的：

问：《礼》、《乐》、《诗》、《书》，将之本也；德刑政事，战之资也。自营州东覆，赵郡南侵，践更塞下，望猎尘而股战；拥麾陇上，闻虚弦而心死。中兴皇历，大讲戎机，悬金待赏，筑坛思拜。吾子才标美箭，门袭良弓，军法盈怀，兵规指掌，未知献何道使人兴义？进何政使人知礼？施何方使人向信？行何术使人有勇？择前王之令典，合今日之权宜，助武成于七德，翼威加于四海。又闻乎兵以正合，战以奇胜，然则守信非乎尚诈，成列异乎鼓儳，去就之宜，伫详厥旨。

《礼》、《乐》、《诗》、《书》，是治军之本；道德刑罚并用，是战场取胜的必备手段。前不久，军队在营州打了败仗，至今士气不振。现在，朝廷决心重振军威，渴求良将。你们都是将门子弟，善于刀枪剑戟，熟知兵法军纪，你们打算如何恢复士气？请你们根据所学的知识，结合现状，充分陈述大唐将士威加四海的方略。

这道题，考的是军事战略和思想政治工作问题，非文武兼备，是无法下笔的。可见，要强通过考试，获取军官资格，真不是一件容易事。

大名鼎鼎的李光弼，就是通过该科考试，而成长起来的。据颜真卿撰写的《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帅都督河南淮南淮西荆南山南东道五节度行营事东都留守上柱国赠太保临淮武穆王李公神道碑铭》：

未冠，以将门子工于骑射，能读《左氏春秋》，兼该太史公、班固之学，开元中起家左卫左郎将。

李光弼的父亲是大唐名将李楷洛。李光弼不仅善骑射，而且精通历史，擅长《左氏春秋》、《史记》、《汉书》，因此，一进入军队，便任军官，为左卫左郎将。

大唐军队为什么战斗力强？首要的，是将领们有文化，不仅武功好，精通兵法，而且熟知《礼》、《乐》、《诗》、《书》。

再看制科的考题。

元稹官至宰相，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最亲密的终身好友。在《全唐文》卷六五二中，收录了元稹参加制科“才识兼茂明於体用”科的考题和他的“应试作文”。考题是：

问曰：朕观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业业，……我国家光宅四海，年将二百，十圣宏化，……自祸阶漏坏，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农战非古，衣食罕储，念兹疲氓，未遂富庶。督耕植之业，而人无恋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敛之困。举何方而可以复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济其艰？既往之失，何者宜惩？将来之虞，何者当戒？……

大意是，自安史之乱以来，中原地区，战争连绵，百姓逃散，国库空虚。目前，政府陷入极度困境之中。要求百姓务农吧，大家不安心在家乡居住生产；加增商税吧，人们又说税赋过重。你有什么好招重振大唐雄风？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境？过去到底犯了那些错误，该如何修正？今后又该注意哪些问题？

这，就更难了！

当今的大学，专业越分越细，知识面越学越窄。我不知道，这道题的内容，涉及当今的多少个专业？涉及多少个“一级学科”？不具备横跨三个以上的社科类“一级学科”的能力，想答题，门都没有！

面对这三道题，本人老实承认：答不出来。

很希望某些人来穿越一下，试一试自己的才学文章，是否够格给大唐的精英们提鞋子。

古代的教育与人才选拔，是按照通才与专才相结合的模式进行的。

进士科、明经科，就是实施的通才教育、选拔。只要受到相应的良好教育，便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基本具备上马治军、下面治民的能力。今天的荆州刺史，明天调任将作大匠，指挥治理黄河；后天调任少府监，管理武器装备制造。昨天的财政部长（户部尚书），今天正在指挥千军万马作战，明天可能会任职地方长官。职务变动后，他们都能很快进入角色。

　　每到中秋节，大家都会记起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是进士科状元出身，当过宰相。可是，你能想象吗？他曾运筹于帷幄之中，指挥数十万大军，在二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多路并进，紧密配合，千里征战，成功平定突厥叛乱。　　

你一定知道韩愈，但是，你未必了解韩愈。

“唐宋八大家”、“诗人”、“哲学家”、“大儒”、“教育家”等等头衔，都只是韩愈的业余身份。

韩愈的第一身份，是唐代的一名官员。《新唐书·韩愈传》告诉我们，韩愈一辈子，先后担任过二十多个职务，涉及到了各个领域：

　　在学术和教育方面，从大学老师，干到了大学校长、教育部长；

　　在政治方面，干过纪检官员，当过县、州、首都的一把手，还做过皇帝的秘书（中书舍人）；

　　经济方面，当过国家审计署署长（比部郎中）；

　　在法律方面，从地方法官干到了中央政法委书记（统管公检法司的刑部侍郎）；

　　在军事方面，当过参谋、参谋长、国防部长（兵部侍郎）。这个特别值得一提，他在给平叛总指挥裴度担任参谋长时，立下不小的战功。

　　在人事方面，当过中组部部长（吏部侍郎）。

　　古代的官员，远没有当今官员滋润，他们既没有这么多的秘书、助手，也没有什么智库，许多事情都得亲历亲为，没有真才实学，一天也混不下去。

四、录用制度

考生一经录取，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是，至于做什么官、什么时间做官，得经过吏部考选之后，才有结果。这是干部管理制度范畴的内容，暂且不谈。

据《新唐书·选举志下》：

（1）明经科录取者，按照成绩好坏分为四档，第一档的任职级别是从八品下，依次往下降一级。

（2）进士、明法，只分两档，任职级别分别为从九品上、从九品下。

（3）明书、明算录取的人数少，就一档，为从九品下。

显然，按照政府最初的设计，明经的档次，是高于进士科的，明经科第一档的任职级别，比进士科第一档高出三级。进士科与明法科等级一样；明书、明算两科，与前者成绩较差的一样。

这就是说，在唐初科举考试设计者眼里，进士科与明法、明书、明算没啥区别，最珍贵的是明经科。按照当今“学者”的理论，这些规矩属于“法律”，比如当今的公务员选拔制度啥的。

社会一再改变唐朝政府的价值观。人们不参加秀才科考试，朝廷没招，只好停办秀才科。政府确定明经科出身的级别高，但是，全社会不买账，人们就要以进士科及第为荣，有才华的考生蜂拥到这边来，进士科想不珍贵也不行。

政府乖乖就范，而不是强制推行自己的一套“法律”。

唐人封演也是进士及第者，他在《封氏闻见记》说，早在唐太宗时期，才华横溢的进士科考生，便“声振京邑”。到了唐高宗时，进士科考生更是群英荟萃，青年才俊全集中到这里来了，朝廷不得不千挑万选，慎之又慎了。

由于全社会追捧，把进士及第称为“登龙门”，自然而然地，进士科出身的官员，也最为得志。进士及第者，解褐（脱下民服，穿上官服）即第一个官职，往往就是很好的岗位。经过十多年的锤炼，便身居高位。

由于全社会追捧，无数的公子王孙，放弃门荫做官、两馆考试的机会，加入到进士科考试大军中来。这类例子也是不胜枚举。

在唐代人心目中，排行第二的是明经科。其实，明经科也是人才辈出，著名人物如裴耀卿、元稹。但是，这丝毫改变不了明经科的总体黯淡形象。

明经、进士二科，主导了唐朝科举，这两科每年录取的人才，平均在120人左右，大致比例是：进士科20人，明经科100人。

明法、明书、明算，每年录取的很少，每科只有几个人。

由礼部（早期是吏部）组织实施的国家级考试，每年录取的人数总共在140-150人之间。这个数字，并不包含以下几种考试选拔的人才：

（1）其他各部委自行组织考试录取的专业人才。各部委的一般官位，多为自行选拔的人才。

（2）岭南地区的“南选”。岭南地区相对落后，让这里的考生与中原士子同台竞技，是有失公平的。所以，朝廷在岭南地区单独举办了专门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一般先在岭南做官，若真有才，也会调到中原为官。岭南各县的官员，以及各州的副职以下的岗位，基本出自“南选”人才。不过，也有不服气而选择参加全国统考的，比如张九龄，还一举高中状元。

（3）征辟的特殊人才，比如众所周知的李白入官。

有趣的是，尽管参加进士科、明经科考试的人才极多，朝廷却始终不肯提高录取率。尤其是进士科，唐太宗时期，平均每年才录取八、九个人；后来录取有所增加，但最多时，也才三、四十人。

我以为，朝廷是有意不提高这两科的录取率。这是为了建立一种优中选优的机制，为朝廷选拔出精品级的高级干部后备人才。将他们放在重要的基层岗位锻炼后，逐步提拔，经过大浪淘沙，遴选出来高级官员的素质就有保障了。

唐代的官员，共18000人左右，但是，这包括了全部的文官、武官、内廷官员。其中，武官所占比例甚大。唐代拥有约600个军府，每个军府6名官员，这就是3600人。此外，诸卫和前线等常设部队的军官数量也不在少数。估计全部军官人数不下4500人。这就是说，真正的文官，至多13000人。

根据唐代制度，按照五大常科录取的人数，足以为核心官员队伍提供人才保障。以平均每年录取145人、每个官员从政30年计，那么，每年在职的人员高达4300人以上，足以覆盖朝廷和全国约330州、1500县的核心岗位。

事实上，唐代政府的官员队伍的主体，或者说核心力量，就是这批通过进士、明经考试的人员，他们或为朝廷大员，或为州县长官，或为前线部队的幕僚乃至指挥官，携手创建了大唐盛世。

从唐朝开始，中国形成了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靠自己的才华获取职位，才是光彩的、荣耀的；靠祖宗的荫庇，是耻辱，自己会感到抬不起头，全社会也瞧不起。

五、公平公正的考试

只要坚持以同一张试卷、同一个标准选拔人才，将人为因素降到最低限度，那就是公正的。

那么，唐代的科举考试，是否公正呢？

在《唐摭言》卷十中，有这样两条：

刘得仁，贵主之子。自开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历贵仕，而得仁苦于诗，出入举场三十年，竟无所成。

张倬者，柬之孙也。尝举进士落第，捧《登科记》顶戴之曰：“此即千佛名经也。”

刘得仁，是公主的儿子，皇帝的外孙。本来，公主之子做官，是有特殊渠道的。刘得仁的几个兄弟就轻松做官了，但是，他誓死通过进士及第而做官。他科场奋战了三十年，也没能考中。这，是晚唐时的事儿。

张倬，是著名宰相张柬之的孙子。考试落第后，失魂落魄的他，头顶《登科记》一书在大街上边走边喊：这才是千佛名经啊。这，是发生在盛唐时一幕。

皇帝的外孙，宰相的孙子，这出身，够高贵的吧！本事不够，就是考不上！

在古代，科举场的竞争实在太激烈了。全国统一考试，即便是明清时期，一次也就录取几百号人。

在唐代，进士科、明经科合在一起，一年才录取120人上下。

科场竞争，用残酷二字，绝不夸张。

因为竞争激烈，所以，胜出者受人膜拜；而考试本身，也神圣无比。

有“奸臣”之称的宰相李林甫，是宗室子弟，并非“进士及第”者。但是，他为了保护纯洁无暇的进士科，竟然拒绝了唐玄宗的“圣旨”。《封氏闻见记》讲述了这么个故事：唐玄宗时期，有个名叫王如泚，将要参加进士科考试。他的岳父可能是中央乐团的负责人，经常在唐玄宗身边。岳父找到唐玄宗开后门，请求特批女婿进士及第。唐玄宗便给负责考试的礼部写了条子。礼部侍郎李暐深知此事不妥，便拿着皇帝的条子，去找宰相李林甫。李林甫问：根据你的了解，此人水平是否够进士及第？李暐的答道：说够也行，说不够也行。李林甫说：既然如此，那就不能“特招”他；如果皇上真的宠信他，可以赏他一个官做；如果明经、进士科考试乱套了，今后，国家如何选拔人才？李林甫便拿过条子，找皇上去了。此时，以为大功告成的王如泚，正在家里大摆宴席呢。正热闹着，唐玄宗新批的条子到了礼部：王如泚按规矩参加进士科考试，即凭本事取富贵。

皇帝想“特批”一个“进士及第”，即便在奸相那里，也过不了关。

至于唐代科举中普遍出现的“写条子”，我们也不可庸俗地理解。

在古代，有举荐人才的传统，唐代也是如此。朝廷便一再下文件，皇帝也一再口头要求广大官员举荐各类人才。而且，朝廷下任命官员的文件时，举荐者的姓名也会出现在文件上。这就是说，整个举荐人才的过程，是公开透明的。

稍稍了解唐代科举历史，就能发现，从官员到百姓，都可以向考官大鸣大放地举荐人才，用不着搞暗箱操作。

大家在学习杜牧《阿房宫赋》时，一定听老师讲过一个故事。杜牧参加进士科考试前，大学教授吴武陵，在一个官员云集的场合，找到主考官崔隁说：你现在负责为国选材，我向你举荐一人。崔隁问：举荐谁？吴教授把《阿房宫赋》背诵一遍后说：就是此文作者。崔隁大为惊奇，满口答应。果然，这年杜牧进士及第。

杜牧才华横溢，考中十分正常。与吴武陵的举荐未必有直接关系。

举荐在我，听不听在你。给考官写条子，根本不是问题。如果被录取者水平不行，那才是大问题。因此，段文昌举报后，皇帝立即派人复试，而不是查访有谁写过条子。

人们举荐考生，依据是什么呢？

与当今学生从学校到学校的学习经历不同，唐代学生大多有丰富的游学经历。他们走遍天下拜师学艺，所到之处，向知名人士投递自己的习作。

在唐代，上自宰相，下至县令，都能礼贤下士。与之相应的是，满世界是天南地北游学拜师的学子。对于游学的小伙子们，唐代的官员、学者们都十分热情，尽最大可能予以经济上的帮助、学术上的指教。在没有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的时代，远离家乡游学数年，甚至十年二十年的学子们，他们的衣食住行的经费，主要来自广大官员们的无私资助。官员们也正是在与青年们的深入交流中，发现人才，进而举荐人才。

令狐楚，是唐朝开国元勋令狐德棻之后，进士及第的才子（令狐，是个小姓，但是唐代政坛、文坛十分活跃的大姓）。太和三年（829年），令狐楚六十四五岁，以“检校右仆射”身份担任天平节度使，用今天的话说，是副总理级的军区司令员。此时，张祜约三十岁，草民一位。令狐楚与张祜深入交流后，亲自起草荐举张祜的奏折，附上张祜的三百首诗作，呈送唐文宗。然后，让张祜到京城等候召见。文宗见到令狐楚的奏折后，征求大诗人、宰相元稹的意见，元稹说：张祜这一套纯属雕虫小巧，如果奖励拔擢，会坏了天下风气。文宗赞同元稹的看法，张祜寂寞而归。元稹说的没错，张祜虽然诗文不错，但纵情声色，个性怪诞，不适合任官。尽管张祜未被朝廷重用，但是，因令狐楚的宽容与推荐，张祜名扬天下。

在进入考场之前，其中许多人早已名闻天下。

以陈子昂为例。据卢藏用《陈子昂别传》，陈子昂二十一岁时，入太学读书。期间，遍访长安洛阳的著名人物，已成为知名人物了。

又据《旧唐书·陈子昂传》，陈子昂因《感遇诗》三十首而知名，而且京兆司功王适还给出了如此评价：陈子昂将来一定会成为天下文宗。

据赵儋《大唐剑南东川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鲜于公为故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陈子昂二十一岁入长安，二十四岁进士及第。可见，陈子昂在京城呆了三年时间之后，才获取功名。

正因为如此，往往，每次考试之前，社会上就给考生们排定了座次。宰相权德舆在《送三从弟长孺擢第后归徐州觐省序》说：

夫每岁登名者，四方之人，皆属耳目以评其当否，不可诬也。

每年科举考试揭晓之后，天下人就会展开品评，议论录取结果是否公正，弄虚作假是不行的。

倘若声名鼎沸者没有被录取，皇上也会来问个究竟。据《封氏闻见记》，冀州贡举的两位进士张昌龄、王公瑾，文章做得很好，名震京华。但是，呈报的录取名单上却没有这两人，唐太宗不解，便问主考官王师旦。王师旦答：这两人确实有文才，但是他们为人轻薄，文章浮艳，必然成不了大器；我担心如果录取他们，天下考生们必竞相仿效，从而败坏社会风气。唐太宗深表赞同。

如果考生遭遇不公，官员也会出来为考生维权。

《唐摭言》中有个故事，说杨于陵值完夜班，早晨回家的路上，遇到李程，两人闲聊起来。杨于陵问：“你刚参加进士科考试，情况如何？”李程便把自己考试杂文时的草稿给他。杨于陵读完，说：“你应该成为这次的状元啊！”第二天，考试结果公布，李程榜上无名。杨于陵很不平，自己找来张旧的考试用纸，将李程的文章誊抄于上。然后，他跑去找主考官说：“老兄，你这次的考题，怎么照搬过去考过的题目啊？”这可是犯了大错啊！主考官大惊，杨于陵把誊抄好的文章递给他：“不信的话，你看，这是当年考生的文章。”主考官读完文章，叹赏不已。杨于陵趁机问：“如果这次考试，有如此文章，你将如何？”主考官毫不犹豫地答：“状元，当然是状元。”杨于陵实言相告后，说：“请给李程状元。”榜已公布，李程自然是当不了状元，有人出主意道：只能补录。

李程进士及第，是载入正史的。至于是不是如此补录的，正史没说，我也没有考证。总之，考官工作中稍有失误，官场、舆论都是不会放过的。不过，杨于陵并没有指责被录取的人员中，有谁是滥竽充数；他仅仅认为，李程落榜是不应该的。

在一年只录取二三十人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是必然的，无法避免的。

我们发现，在史料，尤其是唐人笔记中，每次考试结束后，落第考生都会创作出大量诗文。他们有的给主考官写信，为自己鸣冤叫屈；有的吟诗作赋，说主考官有眼无珠，没有发现自己的才华；有的忍受不了再三打击索性归隐林泉，如此等等。但是，落第考生们很少攻击录取结果、指责及第者有什么问题。说到底，他们认为，金榜题名者，确实是人才，但是，如果金榜上再加上我，那就完美了。

古代中国，舆论力量大，言官胆子大，官员士绅脸皮薄，把生前身后的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所以，“进士及第”，始终是神圣不可玷污的。

六、两个科场大案

纵观整个唐朝，在科举场上，真没出现过严重的营私舞弊问题。

当然，围绕科举，也发生过一些事儿。其中两次科场案，影响深远。

一次是元和三年（808年）制科考试引发的一场无厘头的官司，所涉及的都是唐代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据《资治通鉴》卷237：

上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湜、前进士李宗闵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户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为考策官，贯之署为上第。上亦嘉之。乙丑，诏中书优与处分。李吉甫恶其言直，泣诉于上，且言：“翰林学士裴垍、王涯覆策。湜，涯之甥也，涯不先言；垍无所异同。”上不得已，罢垍、涯学士，垍为户部侍郎，涯为都官员外郎，贯之为果州刺史。后数日，费之再贬巴州刺史，涯贬虢州司马。乙亥，以杨於陵为岭南节度使，亦坐考策无异同也。僧孺等久之不调，各从辟于藩府。

制科考试是皇帝下旨、由吏部组织考选。

这次考试，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本次考官是户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复试者是翰林学士裴垍、王涯。录取结果是：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三人及第。

问题是这三名考生，尤其是李宗闵，在应试的文章中，都直截了当地批评了时任宰相李吉甫。李吉甫脸上挂不住了，便到宪宗皇帝那里告状，说本次考试有作弊嫌疑：考生皇甫湜，是复试官员王涯的外甥。

李吉甫是一位战略眼光、执政能力、学术水平和敬业精神俱佳的人，此时正担当宪宗的左膀右臂。宪宗没办法，只好对四位考官做降职处理，三位考生不予提拔。等于废除了这次考试。

其实，三位考生，均为早已进士及第的青年才俊。牛僧孺、李宗闵后来皆官至宰相；而皇甫湜，则是韩愈弟子、著名才子。

这次科场案，很可能，直接影响了中晚唐的官场生态。

唐朝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科场案”，莫过于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任主考官的这一次。

据《唐会要》卷76：

长庆元年敕：今年礼部侍郎钱徽下进士郑郎等一十四人，宜令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重试。覆落十三人。……其温业等三人，粗通可与及第。……侍郎钱徽贬江州刺史。

钱徽主持考试，录取进士郑郎等十四人。随后，有人举报。穆宗皇帝立即安排王起、白居易两大才子主持复试，结果十三人被淘汰；经综合权衡，又录取三人，特批一位。主考官钱徽被贬为江州刺史。

单看这一条，会以为钱徽作弊，问题很严重。我们再看《资治通鉴》卷241：

翰林学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书舍人李宗闵尝对策讥切其父，恨之。宗闵又与翰林学士元稹争进取有隙。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各以书属所善进士于徽；及榜出，文昌、绅所属皆不预焉。及第者，郑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苏巢，宗闵之婿；杨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于上曰：“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以关节得之。”上以问诸学士，德裕、稹、绅皆曰：“诚如文昌言。”上乃命中书舍人王起等覆试。夏，四月，丁丑，诏黜朗等十人，贬徽江州刺史，宗闵剑州刺史，汝士开江令。或劝徽奏文昌、绅属书，上必悟。徽曰：“苟元愧心，得丧一致，奈何奏人私书，岂士君子所为邪！”取而焚之，时人多之。绅，敬玄之曾孙；起，播之弟也。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

考试之前，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两人曾给钱徽写条子推荐考生。这两个人物，都是位高权重之人，但是，他们所推荐的人，都没有被录取。但是，被录取的人中间，有四名官员子弟：谏议大夫郑覃的弟弟郑朗、宰相裴度的儿子裴譔、中书舍人李宗闵的女婿苏巢、右补阙杨汝士的弟弟杨殷士。

段文昌生气了，同时坚信其他官员子弟一定是靠关系被录取的，便给穆宗上折子，说这次考试问题很严重，录取的人很不怎么样。

穆宗当然不会轻易相信，便向身边的翰林学士们了解情况。偏偏，李宗闵与李德裕、元稹这两位翰林学士有很深的过节，他曾在元和三年制科考试中写文章挖苦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又与元稹矛盾很深。另一位翰林学士李绅写给钱徽的条子不管用，心里多少有点不舒服。这三人众口一词：段文昌举报的是事实。

于是，皇帝亲自出复试考题，派王起、白居易两大才子主持复试。王起，是王播的弟弟，王播与段文昌交情不错，而且，王起早年深受李吉甫赏识并辟为淮南节度掌书记，也即是说，王起与李吉甫是有着深厚私人交情的。至于白居易，则是元稹的铁哥们。

关于真相与结果，《新唐书·王起传》一段话颇有意味：

“钱徽坐贡举失实贬，诏起覆核，起建言：“以所试送宰相阅可否，然后付有司。”诏可。议者谓起为失职。”

这就是说，真正的评卷官员是宰相，而不是这几位学士。

反正，结果是，主考官钱徽被贬为江州刺史，考生的官员家属李宗闵被贬为剑州刺史，杨汝士被贬为开江令。又据《旧唐书·钱徽传》，郑覃虽没贬官，但弟弟郑朗落选；唯有裴度的儿子被特批进士及第。总之，把相关的这些官员统统搞得灰头土脸。

此时，钱徽手头还保存有段文昌、李绅两人写的条子。有人劝他：你把这条子送给皇帝，皇帝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钱徽说：“本人无愧于心，也不在意这些得失。把私人信件送到皇帝那里，不是君子应该干的事情。”他一把火将条子烧掉了。

事实上，段文昌是穆宗登基后，提拔任用的第一个宰相。李绅原是右拾遗，是穆宗提拔的第一批翰林学士。钱徽主持考试之时，这两人备受穆宗信任，正在兴旺时期。而裴度只是挂着宰相的名号，正处于冷落与失意之中，被排斥在太原吹凉风呢。如果钱徽是一个开后门的人，绝不会不给段文昌面子，反去烧裴度的冷灶。段文昌出任西川节度使，是应他辞相的要求，皇帝才专门安排他看守皇家后花园西川的。长期以来，只有皇帝贴心的宰相，才能够担任西川节度使。

从牵涉的人物和事件的结果，尤其是钱徽的态度，不难看出，这次考试，应该是公正无私的。

《旧唐书·钱徽传》在做细节描述后说：

“既而穆宗知其朋比之端，乃下诏……”

穆宗知道：这哪里是科场舞弊，完全是官场斗争！

司马光说：此事影响深远，朝廷自此形成了李德裕、李宗闵两大党派，更相倾轧四十年之久。

元和中兴的成果，大唐的荣光，就此淡去，终致局面不可收拾。

七、特权氏族的淡出

中国文化重视慎终追远，十分崇拜祖宗，而且，督促自己努力学习与工作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光宗耀祖。在古代，一个人科场成名、做了有益家国的大事，朝廷再给他加官进爵的同时，还会加封（追封）他的父母、祖父母官衔，这就是光宗耀祖。

唐人也十分尊崇祖宗，在唐人墓碑上，很少有不追溯自己血缘、罗列祖宗先辈功业的。但是，唐人绝不是躺在祖宗的功劳薄上，而是把祖宗的辉煌作为激励自己奋斗的标杆，把创造更大的辉煌、光宗耀祖作为自己生存的价值。因此，唐人的墓碑上，在追述了祖宗的业绩后，接下来便是叙述自己一生的成绩。这才是正宗的中华传统：对得起祖宗。

在古代中国，一个人做了官，只要好好干，顺利退休，朝廷会送给官员一笔丰厚的财产：给子孙做官的资格。这就是泽被后世。这有点类似可以传给子孙的期权股票。当然，不同级别的官员的期权数是有所区别的。

在唐代，官员的“期权”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官员的一个孩子可以不经考试，直接获得到国子监或者州县学等公立学校读书的资格。到国子监、州县学读书之后，还是必须通过全国统考，才能获得明经、进士及第等做官资格。

但是，对弘文馆、崇文馆这两所学校的学生，则是单独组织考试，授予明经、进士及第等“文凭”。基本可以说，进了这两所学校，只要智商没有问题，就可以获得明经、进士及第等“文凭”。

《新唐书·选举志下》：

凡弘文、崇文生，皇緦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一家听二人选。……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并供奉三品官、带四品五品散官子，一荫一人。

用今天的话来说，弘文馆、崇文馆才是地地道道的唐代贵族学校。弘文馆，由门下省主办，在校生30人；崇文馆，由太子府主办，在校生20人。两所学校的教学条件、师资力量举国无双，但是，只面向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弘文生、崇文生的指标，由礼部统一管理，大家慢慢排队等候，十分难得。即便是王子、公主之子，也很难进入弘文馆、崇文馆读书的，文献中就有亲王、公主为此不高兴的记载。

第二，官员的一个孩子可以不经考试，直接获得做官的资格，这就是所谓的用荫入仕，《新唐书·选举志下》：

凡用荫，一品子，正七品上；……九品以上及勋官五品以上子，从九品下叙。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

一品官，可以有一个儿子给予正七品上的级别；九品官，可以有一个儿子给予从九品下的级别。这种指标，三品以上的官可以传到曾孙辈，五品以上可以传到孙辈，但是每降一辈，用荫也要下降一个级别。

第三，官员的孩子可以获得担任皇帝的近卫军士（这不是官员子弟的专利），和国家祭祀一类机构或活动的斋郎、挽郎，获得做官资格。《新唐书·选举志下》：

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五考送兵部试，有文者送吏部。凡斋郎，太庙以五品以上子孙及六品职事并清官子为之，六考而满；郊社以六品职事官子为之，八考而满。皆读两经粗通，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择仪状端正无疾者。

担任皇上贴身卫士满五年，太庙（也就是皇家祠堂）斋郎满六年，郊社（国家祭祀天地等宗教场所）斋郎满八年，如果没有什么大的过错，就可以获得做官资格。

在科举取士的唐代，如果个人不爱学习，或者没上战场立功，也是很难混好的。在各类文献资料中，用荫做官者，绝大多数都是沉沦下僚，可谓苦不堪言。

以大唐著名开国元勋、凌烟阁英雄秦琼秦叔宝的后人为例。《旧唐书·秦叔宝传》：

事宁（即唐太宗登基后），拜左武卫大将军，食实封七百户。……（贞观）十二年卒，赠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特令所司就其茔内立石人马，以旌战阵之功焉。十三年，改封胡国公。十七年，与长孙无忌等图形于凌烟阁。

秦琼的功劳、地位可谓显赫。但是，他的子孙，因为读书不行，境况很差。朝廷出于关照，日子勉强过得去而已。

据《唐代墓志汇编》之圣历O一五，秦叔宝的儿子秦怀道，是唐太宗的“左千牛”，最终职务仅常州义兴县令；秦怀道的儿子秦修，是唐高宗的“左千牛”，最终职务为潞州司法参军。据《唐代墓志汇编》之景龙OO一，秦叔宝的另一个孙子秦利见，因担任祭典中的“辇脚”，而踏入仕途，最终职务仅许州鄢陵县丞。

和秦叔宝一样，张公瑾也是大唐开国元勋，上了凌烟阁的功臣。据《唐代墓志汇编》之天册万岁OO三、神功OO四，张公瑾的两个孙子，均为弘文馆毕业生。张公瑾的这两个孙子，最终官职，也都只是个县令。

为什么是这样？

首先，我们必须再次强调的是，以上三种途径，仅仅是获得了做官的资格。用今天的话来说，只是拥有了上岗证。上岗证，与工作岗位，完全是两码事。

在唐代，即便是进士及第、明经及第，要想获得官职，还必须参加吏部、兵部的考选，即再考一次。能否选上，何时选上，做什么官，那是另一回事。

在一大批正规科举及第的人员的挤压下，这些靠祖宗荫庇的人员，想要混出样子来，相当不容易。

当然，通过上述途径做官的，也有少数人颇有真才实学。比如优秀宰相李德裕，是靠门荫做官；著名诗人韦应物，是靠给唐玄宗当卫士而入仕。

但是，在唐代，只要不是通过科举正途出身，是为人瞧不起的。不仅被明经进士及第的人瞧不起，而且，官宦子弟们也瞧不起这没出息的路径。

李怀远，早在青年时代，就坚持认为：用荫做官的，绝不是“高士”。《旧唐书·李怀远传》：

李怀远，邢州柏仁人也。早孤贫，好学，善属文。有宗人欲以高荫相假者，怀远竟拒之，退而叹曰：“因人之势，高士不为；假荫求官，岂吾本志？”未几，应四科举擢第。

李怀远是孤儿，生活贫困，但是好学不倦，文章做得很好。家族里的人看他很可怜，便想帮助他，打算把一个用荫做官指标给他，以尽快脱贫。李怀远拒绝了：高士是不会依靠别人的权势的，用荫做官，这岂是我的志向！他闭门读书，通过四次科场奋战，终于成功，后来官至宰相。

崔祐甫青年时代就认为：跑到弘文馆、崇文馆，轻轻松松混个做官资格，那是邪门歪道。《有唐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常山县开国子赠太傅博陵崔公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建中OO四）：

年才幼学，有司将补崇文生，公曰：此朝廷赏延所及，非立身扬名之道。竟不之就。……年廿五，乡贡进士高第。

崔祐甫正在读书期间，官方将崇文生指标送上门来了。他却说：这是朝廷奖励我先辈的结果，但这绝不是获取功名的正途。他拒绝到崇文馆读书。二十五岁那年，他终于进士及第。后来官至宰相。

张翃，童年时代就认为：通过当斋郎而入仕，是丢人现眼的事情。《唐故郴州刺史赠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洪州刺史张府君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建中OO一）：

童年以门荫补斋郎，立志不就，读书于侯山玉泉寺，道业大成。廿二，国子明经上第。

张翃的祖父官至滁州刺史，父亲为兵部郎中，都是级别不低官员，因此他获得了当斋郎的资格。但是，他拒绝了。他躲到侯山玉泉寺这种清净之地，安心读书。二十二岁那年，明经及第。最后官至郴州刺史。

世家子弟卢就，始终坚持：不靠自己的本事考中进士，绝不做官。《唐故朝请大夫尚书刑部郎中上柱国范阳卢府君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大中O六四）：

举进士联不中第，穷愁愤发，激成志业。……二台两掖，卢氏之亲过半，……君力行苦学，慷慨有大志，以自致为乐。……维困于事不易其操，大和六年，进士及第。

大意是：卢就是高门范阳卢氏子弟，宰相李德裕的外甥。不夸张地说，朝廷要害部门的官员，一半以上是他的亲戚。如果仅仅是想做官，渠道自然多的是。但是，卢就誓死要考中进士。年年不中，年年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如此年复一年，直到三十九岁时，终于进士及第。

所以，有一些通过捷径已经做官的人，又辞职跑回去读书，参加考试。

世家子弟王虔徽，靠门荫已经做上了官，又回来参加进士科考试。《唐故滑州匡城县令王公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咸通O五六）：

寿州生二子，长曰虔徽，……年在既龀，以荫官入仕，释褐代州雁门县主簿，复任成都府温江县尉。每言瑚琏之器，奚自斗筲之官，乃由贡籍举进士。朝贤景慕，流辈仰推。

王虔徽一举及第。他的行动，大大感动士绅阶层，成为青年们追捧的明星。

又如，唐代皇室成员李夷简。据《新唐书·宗室宰相》：

（李）夷简弃官去，擢进士第，中拔萃科。

李夷简也是做了一段时间的官后，辞职赴考，进士及第。后来官至宰相。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教育高度发达，文化高度繁荣，科举高度热门，铸就了一个大唐子民人人可以创造多姿多彩人生的舞台。

唐朝有不少诗礼传家、自我感觉很好的高门大族。随着科举制的推行，张姓也成了唐朝政坛的大姓。有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张亮、张公瑾，有书法家张旭（吴人）、天文学家张遂（僧一行，张公瑾之后）等科技文化名人。据《新唐书·宰相世系二下》，张氏宰相便多达十七人，在时间上，基本涵盖整个唐代；在地域上，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

太宗宰相张亮，大唐开国元勋，出自郑州（荥阳）张氏。

太宗、高宗宰相张行成，出自中山（义丰）张氏；他是隋朝的孝廉，唐初“擢制举乙科”，即制科及第出身。

高宗宰相张大安，出自魏郡（繁水）张氏，张公瑾之子；如何入仕不得而知，但他有才学是无疑的，《新唐书》称“章怀太子令（张大安）与刘讷言等共注范晔《汉书》”。

高宗宰相张文瓘，出自清河武城张氏（魏州昌乐）；《新唐书·张镐传》：“贞观初，第明经”，即明经及第出身。

武则天宰相张柬之，出自襄阳张氏；《新唐书·张柬之传》：“中进士第，始调清源丞”，即靠进士及第入仕。

中宗宰相张仁愿，出自冯翊张氏（下邽）；《新唐书·张仁愿传》说他“有文武材。”他主要是靠显赫战功成为宰相的。唐代人高度评价他的军事才能，认为“宰相文武兼者，当时称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愿云”，将他与李靖、郭元振、唐休璟等人相提并论。

玄宗宰相张说，出自洛阳张氏；《新唐书·张说传》：“永昌中，武后策贤良方正，诏吏部尚书李景谌糊名较覆，说所对第一”。这就是说，张说是武则天手下的科举状元。

玄宗宰相张嘉贞，出自河东（猗氏）张氏；《新唐书·张嘉贞传》：“以五经举，补平乡尉”，即明经及第出身。

玄宗宰相张九龄，出自始兴张氏（韶州曲江）；《新唐书·张九龄传》：“擢进士，始调校书郎”，即靠进士及第入仕。

肃宗宰相张镐，出自汲郡（平原）张氏；《新唐书·张镐传》：“有大志，视经史犹渔猎，然好王霸大略。少事吴兢，兢器之。……镐起布衣，二期至宰相。”他是受到著名学者吴兢赏识的人才，在玄宗时期被征辟做官。

德宗宰相张镒，出自吴郡张氏；《新唐书·张镒传》：“镒以荫授左卫兵曹参军，郭子仪表为元帅府判官，迁累殿中侍御史。”他是靠门荫入仕，被郭子仪聘请为参谋，靠才华与业绩官至宰相。

昭宗宰相张濬，出自河间张氏。《新唐书·张濬传》：“性通脱无检，泛知书史，……学从横术，以捭阖干时。枢密使杨复恭遇之，以处士荐为太常博士”。即被征辟为官。

这些张姓宰相，是哪一个“集团”的？是哪一个高门大户？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他们自己。

这只证明了一点，在唐代，张姓名人多。至于《莺莺传》之张生，到底是其中哪一支，或者其他某一张氏，只有天知道。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个读书人。

张氏宰相们的成功，要么靠读书，要么靠战功。

张氏宰相中，家庭背景最差的，当属出生于“蛮荒之地”的张九龄。唐玄宗与张九龄之间有一段对话，《新唐书·李林甫传》：

帝怒曰：“岂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门阀哉？”九龄顿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过听，以文学用臣。……”

唐玄宗重武，想要提拔军人牛仙客。张九龄认为，高官必须由文化人来担任，牛仙客文化程度太低，便一再反对。玄宗很生气，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便偷换概念，展开诡辩：你怎么能因为牛仙客是一介寒士就嫌弃他呢！难道你家一直就是高门大户吗！张九龄说：我出生偏远之地，家境贫寒，因为有一点文才，承蒙陛下瞧得起，才有今天。

的确，张九龄父辈、祖辈远在荒僻之地，都混得很不好，到他这一辈，才天翻地覆了。

韩愈在《符读书城南（符，愈之子；城南，愈别墅）》中，这样教育自己的儿子：

两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

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

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

……

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

……

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鉏。

不见三公后，寒饥出无驴。

该诗大意是：两个家庭各生了一个儿子，打小在一块儿玩耍，各方面都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三十岁后，却一个成龙一个如猪，生活环境天壤之别。原因很简单，少年时代，一个爱读书，一个不读书。难道你没有看见吗，宰相达官许多原本是农民家庭出身，而公侯将相的后代，许多人天天为吃饭而发愁。儿子啊，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啊，只有读书才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啊。

八、诗礼传家民风的形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的地位高于一切。儒家的一整套理论，都是围绕家庭展开的。儒家认为，每个家庭父慈子孝、长幼有序，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

但是，一个家庭，仅仅父慈子孝（父子）、相敬如宾（夫妻）、长幼有序（兄弟），是远远不够的。《周易》：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这是说，多做好事的的家庭，福及子孙；做坏事的家庭，祸及子孙。所以，一个家庭必须对社会有所贡献，多做好事，至少是不做坏事，才能人丁兴旺，福寿绵长。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答案是：家长要修身，成为家庭的楷模，约束好自己的家庭成员。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是：以诗礼传家。所谓“诗”，就是文化；所谓“礼”，就是教养。合在一起，大致可以解释为德才。

近些年来，“贵族”一词，很流行。贵族，是欧洲的特产，指的是由国王授予世代继承的爵位和财产的特殊家族，比如公爵侯爵之类，便是爵位；一块领地及其领地上百姓，都是这个家族的世袭财产。

春秋战国以前，中国也是有贵族的。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以流官制代替世袭制以来，中国便没有了所谓的“贵族”。除了太子世袭皇位，其他皇室成员，也仅可以获得相应俸禄，近乎取缔了世袭制。

从汉朝开始，朝廷采用察举制选拔人才，通过乡举里选德才之士，然后逐级考察后送到朝廷，朝廷组织考试后，选出优秀人才任命官职。到了隋唐，创建了一种更加规范的模式，固定并传承到清朝末年，这就是科举制。

这样的人才选拔制度，和义务教育的普及，使中国诞生了许多著名的书香门第。这些家族的成员，无论男女老少，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知书达理，温文尔雅，对家族高度忠诚。这些人家，未必很富裕，但是极有品味，男人旺家，女人旺夫。

在唐朝，就有不少这样的家族。唐人柳芳《姓系论》：

“（从中原迁徙江南）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

唐代的著名文人、高级官员，相当一部分出自这些家族。比如崔氏，诞生了23名大唐宰相。据《新唐书·宰相世系》，唐朝宰相共369人，崔氏一门占6%强，不能不说崔氏强大无比。

不属于这些姓氏的官员，哪怕是当上宰相了，也要想方设法与这些家族联姻。近百年来，有些专家用西方式的庸俗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进而胡乱解释唐代政治，是十分荒唐的。

其实，人们热衷于与这些大姓联姻，大姓热衷于相互结亲，原因很简单：娶这些人家的女儿进门后，可以传承好的家风；女儿嫁到这样的人家，未来便有了指望。

根据《唐代墓志汇编》中一组墓志，结合有关史料，我们可以大致还原博陵崔氏、宰相崔祐甫家族的基本情况。

崔祐甫的祖父，名叫崔皑。崔皑十八岁入太学读书，明经及第而做官。因为知识渊博，受到宰相李敬玄、郝处俊的赏识，调任京官。当此之时，他的弟弟、姐姐先后去世，他把他们的孩子接过来抚养，因此经济十分困难，好不容易把孩子们抚育成人。他一辈子好学不倦，临终遗言是让两个儿子帮他完成未竟的书稿。他的最高官职是汝州长史。

崔祐甫的祖母是王媛（太原王氏），勤劳朴素，博学多才，“精阴阳历算之术”。

崔祐甫的伯伯崔浑去世时不到三十岁，时任监察御史。根据这一职务，完全可以肯定，崔浑必是明经或进士及第，甚至曾制举及第。

崔祐甫的伯母，崔浑之妻卢梵儿（范阳卢氏），丈夫去世后，誓不改嫁，含辛茹苦将二子一女抚育成人。她很有学养，品行极佳。

崔祐甫的两个堂兄弟，即崔浑的两个儿子，大的叫做崔众甫，十六岁明经及第；小的叫崔夷甫，近二十岁时踏入仕途。

崔祐甫的父亲，名叫崔沔。到当时著名的大学者李善门下读书。二十四岁那年，进士及第。《据旧唐书·崔沔传》，起初崔沔只是考中了，因为落榜者举报有人作弊，武则天下令重考，结果，崔沔“为天下第一，”成了状元。先后担任中书舍人、秘书少监、掌吏部选事、判国子祭酒。

崔祐甫的母亲，名叫王方大，精通历史，生活简朴。

崔祐甫有一个哥哥，名叫崔成甫。与李白之间有唱和。根据他起家职务为校书郎，可以断定应是进士及第，至少是明经及第者。

崔祐甫本人，二十五岁时进士及第，因其文武才干，得到了古往今来的人臣的一切荣誉：宰相、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修国史、常山县开国子；死后获赠太傅。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几个特征：

1、博陵崔氏，并非今人心目中的“大户”，他们没有万贯家财，恰恰相反，他们经常生活颇为艰难，甚至不时为衣食发愁。当此之时，他们凭着对家族高度的责任心，相互扶持，共度难关。

2、家族重视教育，崔祐甫家族长盛不衰，靠的是读书。与之相反的是，唐太宗的二十四位凌烟阁功臣中，尽管不少与皇室联姻，但是，持续三五代活跃于朝廷、文坛的家族，寥若晨星。

3、崔家的女主人，不是王氏，就是卢氏，均为“五姓女”。她们个个有文化、有教养，对家庭极其忠诚，对子女有高度的责任感和牺牲精神。当男主人去世后，她们能以自己纤弱的身躯，排除万难，确保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崔家的女主人，是确保这一家族不衰的最坚强的后盾。